我是一名老知青15•双喜临门
作者：阮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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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在这时，有位我不太熟悉的借调到知青办工作的朝鲜族老同志发了言，他说"我不同意阮云宝入党，这个小青年比较傲气，我看还要好好锻炼和考察！"
接着他讲了这样一件事：几个月前的一个下午，知青办领导派他和一位司机开了一部吉普车，到板石公社接正在那里参加农村工作队下乡的阮云宝回来搞材料工作。
但小阮说是参加了农村工作队，就属于县委学大寨办公室管理，必须由学大寨办公室通知本人才能回县里。
他当时说车都来了你就回去吧，而小阮就是不肯。他只好和司机一起返回县里，与县委学大寨办公室联系得到同意后，再次开了车子去接，阮云宝才跟我们回来。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傲气的小青年！" 他又说了一句。
这时，我仔细看看这位情绪有些激动的老同志，也回想起发生在几个月前的这件事。
事情确实和他讲的一样，但是我认为自己完全是按照县委学大寨办公室的要求做的，自己并没有做错。
我有些沉不住气，举手要求解释，但是安主任向我摆摆手，没有让我当场解释。
这时会议有些沉闷，已经举手同意发展我入党的同志都不再说什么。
安主任这时说话了，他说："按照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小阮的入党申请已经通过了。但是刚才这位老同志提出的意见值得小阮好好思考。应当讲在这件事情上小阮没有做错，原则性很强，但是他缺乏灵活性，我们应当是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二者要很好地结合起来。小阮参加机关的工作时间很短，他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很爱学习，工作也积极肯干，作风正派，生活朴素，这都是好的方面。但从这件事上也反映出小阮还缺乏工作经验，很需要继续接受组织的教育和培养，接受锻炼和考察，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的我，同意这次暂时不批准他入党，再考察一段时间。希望知青办的党员同志继续关心和帮助小阮，更希望小阮同志不要泄气，保持优点，克服不足，争取早日加入党的队伍。"
会后，就在我的宿舍里，安主任与我谈了很久，他说，他在会上讲的话只是供我参考，希望我好好想一想。
他说，入党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更好地接受党的培养和教育，接受群众的监督，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他说，作为一个要求入党的人来讲，要经得起组织的长期考验，要经得起委屈，甚至要经得起误解。时间能够说明一切，党最终会对一个人作出最公正的评价。
他还给我讲了好些他自己在工作中曾经被人误解、受到委屈的事情，讲他自己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和教训，我听后很感动。
我向安主任表示，作为一个迫切要求入党的青年，当然希望能够早日加入党的队伍，但自己确实与党员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还缺乏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还很需要锻炼，我愿意继续接受组织的帮助和考察，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安主任很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
在这次会议后，我仍然回到板石公社的农村工作队，仍然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
在1973年的6月30日，知青办党支部的全体党员又在我的宿舍里召开有关我的入党审批会，仍然由安主任和知青办文书崔惠淑做我的入党介绍人，通过规定的程序，我顺利地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当大家向我表示祝贺时，我激动的流了泪。
从小，除了自己的家人，我不善于接触女性。在上初中、高中时也是如此，很少也不善于与女同学交往，偶而与女同学说说话，也感到很腼腆。这也是我的一个弱点。
其实回想起来，早在我上初中、高中时，也有个别有好感、暗地里喜欢的女同学，所谓暗地里喜欢，仅仅也就是愿意多看一眼，有时说几句话，也仅此而已。
当时自己想的大多是如何好好读书，无暇考虑其他，而且学校也根本不允许学生谈情说爱。
下乡到珲春以后，尽管我成天与集体户的女知青们学习、劳动和生活在一起，但毕竟男女有别，我与女知青们仍然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她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从无任何亲密的接触。因此，女知青们都认为我很"清高"。
我在小盘岭大队集体户时，大多数男知青的衣服、被子等脏了有女知青主动（或自己找女知青）帮助洗和缝，但没有一位女知青主动提出帮我洗衣服、被子（我也根本不会去找女知青）。
其实就是有人愿意帮我洗衣服、被子，我也不会答应的，因为我怕麻烦别人，更怕引起别人的议论和误会。有几次我自己洗和缝被子，正好有朝鲜族的女青年到集体户串门，她们提出要帮我缝被子，我婉言谢绝。
到防川集体户后，我担任大队的"赤脚医生"，接触女知青、女社员的机会更多范围更大，但我仍然对女性保持一定的距离。没有与任何一位女知青和女社员有任何的亲密接触，更谈不上谈情说爱了。
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下乡后不久，男女知青谈情说爱找"对象"就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了。就是在防川集体户，也有好几对，而当时我对这种现象很看不惯。
参加工作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婚姻问题也开始摆在我的面前。
我多次参加农村工作队，每到一个公社、大队，时间稍微一长，总有些干部问我"有没有对象？"
我说"还没有"，就有人表示要为我介绍介绍。每当这时，我只是笑笑，表示感谢。
我在知青办工作几年后，知青办和县妇联就有干部热心为我介绍对象，是与我一样从知青集体户上调到机关工作的上海女青年，介绍人说女方都表示愿意，但我却没有一点儿感觉，事情就此作罢。
我是个正常的男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婚姻问题不能不考虑。
坦白地说，我也曾经对原先在小盘岭大队、后来上调到县妇联的一位当地的朝鲜族女青年有那么点意思，后来托我比较熟悉的、她在密江公社工作的叔叔打听。
他叔叔给我来信说，女方的母亲和奶奶都不同意，主要理由是：我是上海知青，担心以后不在当地扎根会"飞"走，造成家庭离散。
他建议我还是找上海的女青年。这事也就悄悄作罢。
我还看中过原先在镇郊公社当"赤脚医生"时到防川参观学习时认识、后来在县医院实习的一位上海女青年，后来托人打听，她以后要到国外的亲戚家去，不会在珲春安家，这事也作罢。
1974年春，在我年近27岁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时，知青办的安主任十分关心，他让办公室所有的同事都来关心我的婚姻问题，还动员隔壁县妇联办公室的干部也来帮我物色对象。
当时我正参加县路线教育工作队，与县法院的姜善模院长一起在春化公社的草帽顶子大队蹲点。
4月的一天，我回县里休息，县妇联年轻的朝鲜族女干部金玉子来到我的宿舍，她是来向我介绍对象的，是她很熟悉的在县土产公司门市部担任组长的上海女知青邵明华。
她一说起，我也想起到县土产公司门市部买东西时，曾经看到过一名个子不高、但眼睛大大的、长得比较秀气、对人相当热情的上海女青年。我还在她手上买过土特产，换过零钱。
金玉子说：我把你的情况向她介绍了，她答应和你见见面，如果你同意，晚上七点到我家来吧。
事情来得很突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出于对金玉子的热情关心的尊重，我答应晚上到她家和这位女青年见见面。
当晚，我准时来到金玉子家，邵明华已经在她家的小客屋等候。金玉子向她介绍了我，邵明华很客气向我问好。
金玉子为我们泡了茶水，关上小客屋的门，让我们好好谈谈。
初次与女青年单独交谈，我有些拘束，好在她倒还落落大方，问了我和我家的一些情况，我一一作答。
她也向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家庭的情况，两人相互之间有了些了解。
大约也就半个来小时，她提出让我到她住的单位宿舍去看看，我同意了。
这样，我们向金玉子告别，她领着我到了县土产公司的她的宿舍。宿舍比较大，大约有二十来个平方，共住两人。
宿舍相当整洁，她住的炕的右边放着箱子，里面靠墙搭着一排木架，上面还摆放着一台崭新的"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宿舍的走道一边放着写字台，上面有小台灯，还整整齐齐地摆着好些书。
另外一位女青年也是上海知青，姓王，男朋友在外地。她见我们来，打了个招呼便知趣地离开了。
我在她的宿舍里待了大约一个小时，大家又谈了些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我看天色已晚，便向她告辞，她很客气地将我送出公司宿舍的大门。
第一次接触，我对邵明华的总体印象还不错，从谈话中我了解到她生于1951年9月（比我小三岁半），籍贯是浙江省的鄞县。
她父亲在上海虹口区的某工商银行里工作，母亲是街道居委的干部，她有姐弟共四人，她排行老二，是上海广中中学六七届的初中生，也是与我同年同月不同日（她是在1969年3月25日）到珲春县英安公社英安十队插队的。
她告诉我，原来她的父母已经给她联系好，托一远房亲戚让她到上海崇明县的东风农场插队，父母将她的户口也迁到了东风农场。
但她自己不同意，而是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求到远离上海、条件相当艰苦的东北珲春县插队，并将户口迁到了珲春县。
她在1971年1月就上调到县百货公司三商店工作，不久就担任了营业班长。1973年9月担任县土产公司门市部主任。
在插队时曾经被评为"五好知青"。在参加工作后，多次被评为县商业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她还被选为十届团县委委员，参加过团自治州的团代会，被选为州团代会的后补委员。
论相貌、人品等我都满意，唯一感到美中不足的就是她的个子矮了些。找对象毕竟是人生大事，不能不慎重考虑，说实话当时我有些犹豫，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第二天的下午，金玉子又来找我，问我究竟怎么想。我说其他都满意，就是对方个子太矮，还拿不定注意。
金玉子讲，找对象最关键的是对方的人品是否好，相貌、个头都在其次。人没有十全十美的，总有不足的地方，如果真看上她，对她有意思，个子矮点没有什么关系的。
她还以她自己为例说，我的个子也不高，结婚后不也都很好吗，并没有什么影响。
这时，我提出再听听安主任的意见，金玉子又和我一起来到知青办，安主任和文书崔惠淑正好都在。
我鼓起勇气说了这事，安主任笑着对我说 ，这个事情他早就知道了，他还专门让金玉子和崔惠淑去作过调查。
这个女青年很不错，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工作上积极肯干很能吃苦，作风正派，生活简朴，很会过日子，脾气性格也好，人也长得可以，只是个子矮些。
安主任说，我们都认为她能够配得上你。我相信你如果有这么个对象，今后家庭不会不幸福。
金玉子向你介绍她，也是我和崔惠淑的意思，你自己再考虑考虑吧。
听了安主任的一番话，我完全明白了。我当即向他们表示，只要她真的愿意，我没有意见。
安主任又讲，你年龄已经不小，这件事也要抓紧。还是要多接触了解对方，培养和建立感情，以后还要征求一下双方家长的意见，条件成熟了就可以考虑成家。
他还叮嘱我，你参加农村工作队工作还没有结束，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不要因为谈朋友而影响工作。我向安主任表示，请组织放心，我知道该怎样做。
当晚，我到了邵明华的宿舍，请她到我住的宿舍坐一坐，她很高兴地答应了。
也就在这天晚上，我向她表示愿意和她谈朋友，相互再多了解了解，她也表示愿意，让我平时多帮助帮助她。通过短时间的接触，我们相互增加了了解。
几天后，我就返回春化公社，走时邵明华还特意到汽车站来送我。
我到草帽顶子大队没几天，就收到她的来信，信里说能有机会结识我很高兴，愿意和我保持最亲密的朋友关系。
她还说，自己是个初中没有毕业的初中生，而你是高中生（其实我也高中没毕业），又很能写文章，她很佩服。让我多多帮助她。
在信里她称呼我为"云宝哥"，我在回信时，便称呼她为"明华妹"。
就这样，在我到草帽顶子大队蹲点时，我们通过书信传递情感。
在我回县城短暂休息时，不是我去她处就是她来我处相互谈谈心，增进了解，增进感情。
我们向各自的父母写信告诉他们这事，并寄去了各自的相片。很快我们便收到双方父母的来信，都同意了我们的恋爱关系。
时间过得很快，这年的年底，我们利用探亲假一起回沪，并看望了双方的父母，双方的父母都很满意。
1976年的元旦，我们决定回沪结婚，双方单位给开了同意结婚的证明，我们俩一起到珲春镇民政处办理结婚登记，然后又利用探亲假一起回沪。
在我们乘坐从大连到上海的轮船上，我们从广播里听到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我们的心情很沉重，这天是1月8日。
我们的婚礼办得很简朴，只是到照相馆拍张照，由双方父母给我们准备一些新被褥，在双方父母的家里各准备了一、二桌家常便宴，请一些亲朋好友聚一聚，给亲朋好友和周围的邻居发些糖果，便算是办过婚礼了。
我母亲还将她珍藏了几十年的一枚刻有"一帆风顺"字样的金戒指送给了明华。
回到珲春后，给双方单位的领导和要好同事发些糖果，就算是告诉大家我们结婚了。
刚回到珲春，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自己的住房，只能仍然住在各自单位的宿舍里。
后来经有关领导同意，明华搬到我的宿舍里。但是由于是机关的集体宿舍，生活方面还是很不方便的。
安主任很关心我们，他多次与有关部门联系，帮助解决我们的住房问题。经过他的努力，在县广播站附近为我们联系解决了一套两室户的新住房。
我们又自己动手搭煤棚、挖菜窖，在知青办同事的大力帮助下，在这年的7月，我们搬进了新居。
尽管住房离开我们双方单位都比较远，一到晚上周围缺少路灯，路也没有完全修好，上下班并不方便，但我们已经相当满足了。
我们从内心感谢安主任以及双方单位的同事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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